【编者按】从阿拉伯商队的驼铃响彻欧亚大陆，到日俄战争的炮火惊醒沉睡的帝国；从香料与丝绸贸易催生的原始资本积累，到金融资本时代的铁血竞逐——资本东渐已逾千年，这股既危险又充满诱惑的力量，究竟如何重塑世界格局？
在《资本的扩张》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候选人薛晓明耗时五载，打破“欧洲中心论”桎梏，以欧亚大陆为舞台，还原东西方双向塑造的资本史诗。作者不仅揭秘了阿拉伯帝国开创的首个世界经济体系，深入解析威尼斯、荷兰、英国如何依次接力资本霸权，将跨越千年的殖民贸易、战争债券、金融垄断背后的权力更迭生动复现，并对比了中、日、印在资本洪流中的不同选择。
当贸易摩擦、科技封锁、贸易保护主义重现，本书直指本质——今日的全球竞争，仍是千年资本逻辑的延续与升级。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从阿拉伯帝国崛起的公元7世纪到16世纪的几百年，相当于从我国盛唐时期一直到明嘉靖年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段内，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伊斯兰商人们实际主宰了东西方之间的长距离国际贸易。
伊斯兰商人最早开创了康曼达商业合伙制度，搞起了商业组织创新，还垄断了世界的黄金供应。伊斯兰商人拥有先进的商业合伙制度，又掌握着黄金货币霸权，于是新的市场空间被不停地开拓出来。
在伊斯兰商人的主持下，国际贸易的商品种类急剧增多，水稻、亚麻、大麻、甘蔗、生丝、靛蓝、棉花等经济作物广泛传播，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世界市场的地理空间也空前扩大，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紧密地与世界贸易纠葛在一起。伊斯兰商人的骆驼商队和阿拉伯帆船，游走在东西方之间，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商业贸易网络，从英伦三岛到长江、珠江流域，从波罗的海的冰天雪地，到印度洋的暖湿季风，所有本来毫不相干的地方，都被这张商业贸易网络联结起来，抽象的价值，依附在实体的商品身上，沿着这张商业贸易网络的经纬线，川流不息地奔腾着，整个世界都流动起来了。
随之而来的是商业市镇在商贸经纬线的交叉节点上蓬勃发展起来，比如开罗、亚历山大港、安条克、大马士革、阿勒颇、巴格达、巴士拉、吉达港、亚丁港等，在上述商业市镇中，不但专营各种特定商品的贸易集市如箭竹开花般渐次生根发芽，甚至早期的期货交易市场、股票交易市场、货币市场和票据清算市场的雏形也都逐渐出现。
这涉及伊斯兰商人赖以控制东西方贸易通道的第五大法宝，即伟大的金融创新。一旦牵扯到商业贸易，尤其是远距离的国际贸易，就必然会产生对于商业信用的市场需求。
在很多情况下，终端厂商只有把工业制成品卖出去之后，才有钱支付之前购买原材料的货款，这就产生了赊账购买和延期支付等商业信用技术。此外，远在地球两端的买家和买家之间结算货款，也需要远程汇兑，特别是大额私人贸易以及税款押运等国家官方之间的交易，更是牵扯到巨额资金的远程汇兑，由此产生的巨额资金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和汇率波动问题，都迫使人们寻求更安全、更高效的支付方式。由此，商业承兑汇票，汇票之间的清算，以及专门经营汇票生意的银行业，也就全都应运而生了。
遍布伊斯兰的银行网络
经营远程汇兑的伊斯兰银行，在阿拉伯语当中被称为哈瓦拉（Hawala），经营哈瓦拉的银行家，则被称为哈瓦拉达（Hawaladars）。哈瓦拉达银行家们往往会聚在商业城市当中，形成专门的银行家集市，类似于今天的金融街。在集市上经营银行业的哈瓦拉达银行家，以及分布在不同时空环境下、无数个集市中的哈瓦拉银行，组成了当时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融资汇兑渠道，他们收取存款，发放贷款，并且将大笔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同时集中处理票据清算业务。
在公元1250年之前，最主要的东西方商业贸易线路，是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比如今天土耳其的安条克和以色列的阿克等海港登陆，向东经过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进入巴格达，此后分成两支，一支继续走陆路，继续向东经过伊朗古城伊斯法罕，中亚古城撒马尔罕，一路进入我国境内；另外一路则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路南下波斯湾港口城市巴士拉，再从巴士拉走海路进入印度次大陆、南洋群岛和我国东南沿海。
由此，今天伊朗的伊斯法罕和伊拉克的巴士拉就成了中世纪丝绸之路上面向东方的两个重要贸易节点。于是，伊斯法罕银行家集市上汇聚了200家银行，巴士拉的金融街上汇聚了400—1000家银行。当时，巴士拉几乎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金融中心，几乎每个商人都在巴士拉的哈瓦拉银行里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商人们在集市上贸易的时候，只使用自己的银行支票（Khattsaraf）来支付货款。伊斯兰银行家们也发行汇票，用以支付远距离的国际贸易。
这种汇票在波斯语里叫作“苏福塔亚”（Suftaja，音译），一张典型的苏福塔亚汇票往往左上角写的是目的地付款银行的名称，接着下面一行是应支付给持票人的金额数字，最后，左下角写的是持票人在出发地的存款开户银行，也即这张汇票所含支付命令的发出者。比如，有商人要带一笔620迪拉姆银币的款项从巴士拉赶往开罗，而这位商人在巴士拉的一家银行拥有储蓄账户，假设这家银行叫阿布银行，而阿布银行又在开罗有一家关联银行，假设叫伊本银行，那么这位商人就会去巴士拉的阿布银行开一张苏福塔亚汇票，上面写着“奉神之名，伊本银行将支付620迪拉姆银币给持票人”。落款是开票人阿布银行。
也就是说，阿拉伯商人只要拥有银行账户，就能从银行里开出相应金额的汇票，等到达目的地之后，找到当地的银行，出示汇票就能获得相应数额的现金。这种远程汇兑往来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彼此交织在一起，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往往既是一些汇票的开票方，同时又是另一些汇票的支付方。从银行业整体来看，只要定期集中清算往来的票据，很多都能互相抵消，实际发生的现金支付其实是非常少的。
由此，巴士拉的银行网点遍布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巴士拉银行业发行的汇票、支票等商业票据，几乎支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工农业实体经济。当你生产、贩卖商品只能通过巴士拉银行的商业票据的时候，那么你就成了巴士拉银行家们的奴隶。巴士拉银行家的殖民地遍天下。生活在公元10世纪左右，即唐宋之交的一位波斯历史和地理学家伊本·哈马达尼曾经写道，巴士拉人是天底下最大的财主，任何人到最偏远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或者摩洛哥西部边缘地带去旅行时，肯定会在那里找到一位巴士拉银行家。
商业创新的丰沃土壤
长距离跨国贸易以及信用交易的蓬勃发展，使得准确的会计处理成为商业活动必需的一项基本技术。不管是银行家、货币兑换商还是一般的商人，都必须保存金钱往来记录，并在分类账中准确地记录每一笔交易。
恰在此时，穆斯林数学家伊本·穆萨·花剌子密在公元9世纪，系统地发展了印度数字、十进制、小数和零，由此阿拉伯数字系统基本成熟，数字和数字系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技术框架。花剌子密表示，他的数学著作就是为了解决交易、继承、遗嘱、买卖合同、货币兑换、疏浚河道、测量货物等技术问题而编写的。
有了市场需求，有了技术工具，那么复式记账法就应运而生了。复式记账法是商业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复式记账法不仅让商人看到单一价值的流动，也让商人看到资本的流通，让商人能够量化地记录资本的变化和转变，控制和引导企业的成功和发展。这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谓的，用数目字进行管理。
唐宋时期的中东伊斯兰商人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区分货币、利润和资本这几个基础概念。利润、资本和资本积累这些概念都可以在公元9到14世纪的阿拉伯文献中找到。
公元8世纪的宗教律法学家就已经将商业伙伴关系的功能定义为一种“资本扩张”，也就是“扩大或创造资本的方法”。而在阿拉伯语中，有个词“阿马尔”专门用来指代“资本”，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货币”，它的意思是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者就是“货币资本”。公元11世纪，我国北宋年间的另一位中东宗教律法学者——萨拉克西在分析康曼达合伙合同时写道，“投资者将资本委托给代理人，目标就是获取利润”。而且，宗教律法允许人们缔结康曼达商业合伙协议，因为人们需要这类合同：资本所有者可能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交易活动，能够找到市场机遇的商人又可能没有资本，除非通过资本运动和贸易活动这两种方式，否则根本无法获得利润。
在伊斯兰文明长期的商业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公元14世纪，我国元末明初时期的伟大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甚至明确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其传世名著《历史绪论》中，赫勒敦清楚地指出“劳动是利润的源泉”。人的劳动对每一种利润和资本积累都是必要的，而黄金和白银则是“所有资本积累”当中，唯一被社会接受的价值衡量标准。他还将“利润”定义为“资本增加的程度”，将“商业”定义为“通过资本扩张来追求利润”。
由此可见，中东地区的宗教律法和哲学、政治经济学传统，都是完全支持各种商业创新的，但是宗教律法对于金融创新却存在致命的威胁，那就是源自中东地区的宗教律法普遍禁止在借贷关系中收取利息。比如《出埃及记》就明确规定，“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除此之外，《申命记》和《利未记》中也都禁止从借贷中收取利息。实际上，整个闪米特一神教体系全都禁止放贷生息。然而，在商业实践当中，借贷资金并支付费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商业需求。于是，活跃在中东地区的犹太商人与阿拉伯商人一道，发展出种种金融技术，来巧妙地规避宗教律法的禁止令。
比如，犹太商人就发展出一种叫“塔尔沙”（Tarsha）的商业机制，意思是“双方默认的利息”。在塔尔沙机制下，卖家会允许买家延迟付款，而买家在付款的时候，会为商品支付比平时更高的价格，实际就是买方以赊销方式贷款并加上利息偿还。阿拉伯商人则发明了苏福塔亚汇票制度，买方往往在延期支付的汇票上填写一个高于实际成交金额的数字，以此连本带利支付最初卖家授予的商业信贷。此外，中东地区的银行家往往在信贷合同中，写明实际放贷金额按照协议纸面金额打折发放，或者规定一个比实际放贷金额高一些的协议纸面金额，以本金折扣的形式来变相收取利息。这为金融业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实际上，活跃在中东地区的各族商人，都不会回避高利贷的商业交易。甚至中东地区的统治者，哈里发、苏丹和埃米尔，也都从商人那里借高利贷。当这些统治者无力偿还的时候，往往会授予身为债权人的商人重要的贸易、关税、租金和税收优惠。由此，产生了早期伊斯兰的资产阶级。阿拉伯语中，把这些敢于向统治者发放高利贷的商人群体叫作卡里米（Karimi）。
从陆地转向海洋
公元1258年，蒙古大军攻陷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灭亡。从此丝绸之路的陆地商路盛极而衰，阿拉伯商人所控制的东西方贸易商道，从陆地转向海洋，从巴格达转移到开罗，从波斯湾转移到了红海和亚丁湾。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也由此从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转移到了阿尤布王朝的首都开罗。
从此，卡里米商人群体在埃及迅速崛起。不像同时代的欧洲商人和中国商人，卡里米商人既不迷恋土地，也不充当统治者的包税商人，而完全以市场导向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为其核心业务：他们通过康曼达合同，与统治者结成商业伙伴关系，在代理人的主持下，使用帝国皇室和达官显贵们的船队，穿行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上，把生意做到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和南洋群岛；通过各地的代理人实际主宰了伊斯兰世界中各个主要商业市镇和这些市镇中的商品专营集市以及各种交易所；为各种大项目提供融资，他们建立银行吸收存款、提供贷款；不但借钱给哈里发、苏丹、埃米尔、国王、酋长、将军、总督，还贷款给欧洲人，利息往往高达30%；不但通过贷款帮助自己的客户，在必要时还提供士兵和武器。
有人估计，在埃及的卡里米商人群体崛起之前，中东地区的批发贸易商平均资本约为3万第纳尔金币，而卡里米商人的财富至少达10万第纳尔金币，很多人的资本达到了100万第纳尔金币，少数人甚至坐拥上千万第纳尔金币的资本。一个第纳尔金币相当于20个迪拉姆银币，1000万第纳尔金币即两亿迪拉姆银币，折合我国明清时期的白银大约是1600多万两。
到了14世纪中叶，即我国明朝前期，卡里米商人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他们在开罗经营大型国际银行，1351年至1352年，他们向被埃及苏丹囚禁的也门国王提供巨额贷款以支付赎金；1352年，当叙利亚发生反抗埃及阿尤布王朝统治的起义时，苏丹需要巨额融资以进行军事远征，向卡里米商人贷款，而商人们竟然拒绝了朝廷的贷款请求，他们转而从苏丹那里以实际价值购买了某些资产和产品，以此来为苏丹的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显然卡里米商人质疑君主的偿债能力，要求君主以实物资产和产品为抵押提供了这笔融资，并在提供融资的同时，就取消了君主的抵押品赎回权。
1394年，当埃及面对来自中亚地区的帖木儿帝国入侵迫在眉睫的时候，卡里米商人立刻对埃及提供巨额贷款的融资支持。1403年，当一支法国—热那亚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亚历山大港的时候，为了保护埃及的主要港口，卡里米商业家族又为组织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卡里米商业家族通过大规模信贷融资，与伊斯兰世界的立国和战争行动紧密结合，而这往往是资本主义从萌芽迈进成熟的先兆和历史契机。
然而，阿拉伯的卡里米商业家族群体担纲的早期伊斯兰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充分的条件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
中世纪伊斯兰金融体系的不足
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并没有发展出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储蓄和支票账户对伊斯兰世界来说并不新鲜，典当、贷款、信托、货币兑换、信用转让和债务转让都是中世纪伊斯兰大城市商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人都没有承担起建立国家银行的任务。在没有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情况下，中世纪伊斯兰金融体系注定先天不足，很难保持长期稳定。
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也没能进化出近代保险制度。尽管通过康曼达合同，商业风险在合伙人之间按比例分配，商业保险的早期雏形就蕴含在康曼达合伙制度当中，但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商业发展，通过为商业风险定价、交易来减少商业风险的近代商业保险实际上仍然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想象范围之外。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宗教律法和统治者都不承认商业城市的独立地位，也从来没有给予它们自治权，由此，商人们聚集的城市社区无法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有效的行动单位，他们无法通过自治权与封建统治者博弈。而没有政治地位保障的财富只是封建统治者的盘中美餐。统治者们拒绝偿还债务，甚至动用国家权力没收商人的财产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富不过三代成为阿拉伯卡里米商业家族的宿命。
可以说，从长期来看，在中世纪封建王朝的框架之内，像卡里米商人集团这样的商业贵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他们可能长期享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但当局的强制捐款和没收遗产的封建制度迟早会毁了他们,而毁了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就是消灭早期伊斯兰文明的资本主义萌芽。
终于，1415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征服了北非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一侧的重要港口休达。来自欧洲文明的力量，即将在之后的一百年里从那里出发，渐次绕过非洲大陆，挺近印度洋，一举颠覆伊斯兰文明主导的持续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全球化1.0世界体系。
（本文节选自《资本的扩张》，标题为编者所拟。）
《资本的扩张》
薛晓明 著
东方出版社 202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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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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