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一生仅创作了不到160首诗歌，却被视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他的翻译事业影响了后来众多的文艺读者，他译出的普希金、雪莱、拜伦、奥登、丘特切夫等大诗人的诗句广为传诵。
最新出版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评述了诗人穆旦，同时也是翻译家查良铮一生的生活、创作和思想世界。专注研究穆旦20多年的中南大学教授易彬，依据新发现的材料，重叙了穆旦一生经历的关键事件。
书中提到，二战时期，时任西南联大教师的穆旦离开校园参加中国远征军，以随军翻译的身份入缅作战，经历了“野人山”的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他一度颠沛流离，换了多份工作，当过公司职员，做过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曾在东北办过报纸。这段时间的磨砺，构成了穆旦精神底色的重要部分。
生还后的升华
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年4月5日生于天津，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因战争形势影响，他与清华师生一起经历了长途迁徙。据他同行的伙伴记录，他曾在参加旅行团之前买了一本英文小字典，一路边读边背，背熟后就撕掉书页，到达昆明时已完全撕光。
1940年7月，穆旦毕业，被聘为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助教。1942年3月初，他作出了从军的决定。易彬在新书分享会上说，在这一时期的穆旦，一方面在教学与文艺生活中接触了现代主义诗歌及其理论，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另一方面，他的从军决定，也为他带来了非常切身的体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941年底，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于1942年初相继占领中国香港、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并兵分三路入侵缅甸，对中国抗战大后方构成威胁。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成立，为了与英美军队联合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向战时大学征调译员。
“当时学生从军的人数很多，到昆明可以看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有一座纪念碑，碑后文字记录了800多名学生从军。但是学生与教职员从军数量的差距极大，据记载只有助教2人、职员13人。穆旦就是为数极少的当时选择从军的老师之一。”易彬说，穆旦从军的动机很难断定，“从后来的交代来看，他觉得联大的生活太安逸，要写诗必须多体验生活”。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起初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没过多久，就因战略部署和指挥失当等原因而陷入绝境。1942年4月29日，日军攻占腊戍，切断了远征军回国的主要通道。杜聿明亲率第5军新编第22师，穿越滇缅印边境的“野人山”雨林地区，其间队伍饥病交加，全师9000人减员至3000余人。穆旦就是野人山行军的亲历者。易彬提到，2012年他曾出版《穆旦评传》，当时还只能依据穆旦后来写的诗歌和野人山幸存老兵的回忆等资料，间接回看这次生死行军。穆旦在1955年的《历史思想自传》中写得也很简略，如“在森林中步行四月余始抵印度，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2019年之后，一个新的重要文献出现了，这就是1943年5~7月，穆旦在《春秋导报》上分6次连载、共有9节的文章《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中引述了该文的一些片段。穆旦写到，在1942年5月14日之后，他们就步入了“无涯的山林，寂静、幽暗、神秘，再没有战事，也没有人烟”，“地球上现存的最原始地带，它正等待着我们长期的痛苦的跋涉”。周遭全是鸟鸣、虫鸣、猿鸣，是植物的世界、是绿色的海，“回国的希望还渺茫得很，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很多战士因不知名的病，倒在了路上，因作战受伤的战友“多已自戕途中”。
渐渐地，水、米都不知何时可以取到，地图也无法指向了，“前进却又是一个神秘的不可知”，“我们都异常地渴望母亲，家乡和友人”。随着生死行军的时间推移，文字也变得愈加恐怖：“我觉察出每个人都开始有了一个阴谋。我们都在暗暗地彼此倾覆。就是最密切的同伴都不可靠了。”密林中的大雨害死了很多人，让米都发酵了，同伴的病情紧急，在河中搭桥的工兵不断被冲走，队伍在绝望中用最后一点力气行走。
易彬提到，穆旦的长诗《隐现》写于1943年3月，重订于1947年8月，是他在生还归国之后，写野人山经历的“痛定思痛的长吟”，里面的一句“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被易彬用作书中一节的标题。“实际上就是他在行军当中目睹了大量的死亡，一路大概都是同伴留下来的白骨，这种经历深深嵌入到了他的经验当中，存在在他的诗歌当中。”
从诗歌数量上也可以看到，穆旦1942~1943年都写诗非常少，且多是充满强大精神压力的诗歌；1945年抗战胜利后则出现了爆发，7月他写了《给战士》《轰炸东京》等十多首跟战争有关的诗歌，9月写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是他最为直面野人山生死经历的作品。1945年全年，穆旦写了25首诗，是他单一年份写诗最多的一年。易彬认为，结合穆旦的参战经历和战后创作会发现，切身体验引发了他深刻的思考。如书中所言，他转向“对个体命运的强烈审视”。
理想的工作是译者
1943年1月，穆旦从印度回到昆明，没有回西南联大工作。2004年，易彬曾在访谈中问穆旦好友杨苡，后者以中央大学为例分析说，可能就是没有岗位给穆旦。一部分现实原因是，当时西南联大名气虽大，待遇实际不尽如人意，1941年1月初，时任西南联大助教并在叙永分校工作的穆旦和分校39位青年老师联署提出请求，希望学校增薪每人每月60元。穆旦后来提到，他需要赚钱赡养无工作的父母，因此需要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那么，从前线归来的穆旦，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怎么兼顾文学创作和经济收入的两个理想目标？易彬说，穆旦在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之后的几年里，经历了很多份工作，但要讲他想有什么样的工作，其实也并非答案清晰，更多是被形势推着走的。
1943年上半年，穆旦到曲靖，任第五汽车兵团少校英文秘书，实际工作是教团长罗又伦学英文。不久，他转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第一大队任中校英文秘书，那里有美军训练国军士兵使用美式武器，但又有外事处翻译员，穆旦也无用武之地，待遇也不佳，遂很快离开。下半年，穆旦到重庆，投考国际宣传处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其间干了一个月临时职员，年底至1944年初入新闻学院学习英文新闻。
但这段学习也中断了，1944年2月，穆旦入职了中国航空公司，成为人事科职员，这是他的务实选择，因为判断工资和前途还不错。到次年5月离开之前，他先后在昆明、贵阳办事处负责管理客运和英文电报起草工作。1945年余下的时间，他又到曲靖的青年军207师当中校英文秘书，工作内容也不多。1946年2月中旬到1947年9月，穆旦到沈阳，办了一份《新报》。易彬说，可能办报纸是一件他想做的事。1946年回到北京以后，穆旦发现城市生活状况很糟糕，只有军人有办法。他写了一篇文章《“蝗灾”》，1946年3月9日发表在上海《世界晨报》上，写到北平的人民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人员的虐政”中受苦，民不聊生、物价飞涨。穆旦前往东北办报，也有实在没办法的一面。他全力投入了《新报》的工作，任总编辑，克服困难，使报纸的内容、发行一度形势很好，1947年的《申报》曾报道称《新报》当时在辽宁的日销量过万份。易彬认为，穆旦以各种笔名亲自发表在《新报》上的作品可能达数十篇。
此后，穆旦辗转多地，供职过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南京办事处、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等。尽管他非常渴望一份安定的生活，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留学归来，到南开大学教书才得以实现。易彬说，其实大学教授也不是他理想的工作，他英语很好，在美国留学学了俄语，他最想成为一名个人译者。“他慢慢才接受这个选择，到大学里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被动的。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不一定有选择，可能是被时代所推动的。”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
易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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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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